原司法部长,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现中国政法大学董事会名誉主席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应用研究中心主任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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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树斌案应启动再审程序 PDF 打印 E-mail
2015-05-05 20:49

聂树斌案应启动再审程序

——对涉案证据作一学理上的综合评价

刘   金   友

    

    核心观点:如果不能排除王书金作案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聂书斌没有作案的合理怀疑,就应对聂案提起再审,纠正原审错误。

 

    聂树斌案(以下简称“聂案”)再审复查在山东高院以“听证”形式半公开进行,将案件证据公诸于众,实际上使亿万大众变成了隐形的“陪审员”。听证会后,有人根据听证情况说,河北原办案方(以下简称“河北政法方”)复查聂案结论没错,申诉方没能找到突破其证明体系的有效疑点;也有人说,聂案再审大门很难打开:而更多的“网友”大众则很是担忧聂案再审大门会很快被关闭。此情此景,使我想起了聂树斌案在河北风声水起之时,时任河北省高院主管刑事的某副院长,在一次学术活动中曾对我说,他们复查已经结束,结论是: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此案为王书金所为,聂案并非错案,所以他们要公布复查结果。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对他说,你们的思路完全错误,聂案的要害问题不在于是否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此案为王书金所为,而在于有无确凿的证据排除王书金作案的可能性或合理怀疑,有无确凿的证据能排除聂树斌不是凶手的现实可能性或合理怀疑。只要王作案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就不能认定聂是作案凶手。我忠告他千万不要公布这样的复查结果,应按新的思路重新复查,否则后果严重。此后,聂案在我这便无声息了,直到现在因听证情况才又使我想起了河北政法方的原复查思路的错误。我于是担忧,如果这一思路传染下去,那可真是后果不堪设想,这可真成了杞人忧天。于是,我就想违例一次,在山东高院公布复查结果之前,对聂案已公开的证据,作一综合的学理评价,提出自己的想法,也算是尽一份自己的“陪审”责任吧。

 

    一、聂案实属世纪大案,应当慎重对待,不应轻率关闭再审大门

    俗话说“人命关天”,聂案为命案:一人被害身亡,两名“凶手”归案,聂早被判执行死刑,而王则争当真凶,这种蹊跷的命案,实属“人命关天”,此为聂案关天理由之一;聂案关天理由之二,此案早引起万众关注,后业经河北政法方多年复查,王案又经河北高院二审,仍不能平复大众质疑,现再经最高院决定由山东高院异地复查,更引起亿万大众关注;关天理由之三,习近平总书记和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那么在这一关天大案中能否真正实现这一司法目标,亿万大众正拭目以待,这就需要特别慎重对待。从现在来看,仅凭一次“听证”就匆忙关上再审大门,那就必然会使亿万大众大失所望,其负面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将无可估量。我认为,我们应当将聂案称之为中国司法的世纪大案,其影响后果要比美国辛普森杀人案严重得多。如本案能依法开启再审大门,通过再审真正体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真正使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公平正义,那么,本案将成为十八大所开启的司法公平正义的新的里程碑,而载入了司法的历史史册。所以我认为聂案再审,系属关天、属世纪大案,案重如山,须慎之又慎,故复查审理本案,不仅要充分体现公平正义,而且要使亿万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一项重要的法治工程,需要做进一步的扎实的工作,要对案件进行精细准确的分析、判断和研究,需要下更大的功夫,甚至对案涉证据事实做必要的调查、核实甚至鉴定,而决不可掉以轻心、轻率决定关闭再审大门!

 

    二、聂案须并案复查并确定排除王书金作案可能性的正确思路

    聂案与王书金所涉本案(简称“王案”)本属一案,只有并案全面复查,才可能真正全面、客观,综合审查判断涉案全部证据,对聂案作出客观公正的处理;否则将聂案与王案割裂开来,孤立地复查聂案,聂案的公平处理是不会有任何突破,是毫无出路的。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要正确选择复查思路。在案件复查问题上,选择不同的思路,其复查结果会绝然不同:

    一是选择河北政法方的复查思路:其基本路径是:

    1.首先复查是否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王为本案凶手。结论自然是证明王为本案凶手的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故,在法律上不能确定王即为本案凶手。

    2.然后再孤立地复查聂案,看辩方有无确凿的证据证明聂不是本案凶手,或者有无确凿的证据证明原判确有错误。根据听证会提供的证据,辩方的举证,可能达不到对聂不是凶手的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而河北政法方所举相反证据却可以给予合理解释,且案中供证一致,结论只能如有人所言,辩方主张难以成立,河北政法方的复查主张无法推翻,结论只能是:聂案不属错案,聂案再审复查程序可到此为止,即使勉强提起再审,也不具有纠正原审对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的实际意义。这是一种大错、特错的思路。其错误在于其颠倒了举证责任,颠倒了举证责任方的证明标准。

    二是选择唯一正确的复查思路:其基本路径是:

    1.首先要复查王案,看案中有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能排除王为本案凶手的现实可能性和合理怀疑。从现在所公开的证据情况来看,大家很容易看出,王案并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王即为本案凶手,因为有疑点与证据矛盾不能予以合理排除;但也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王不是本案的凶手,因为涉案证据证明王有相当大的可能性是本案的凶手。对王案证明王是否为本案凶手的证据作综合评价,按照何家弘教授的判断:“如果作粗略的概率分析,我认为(王书金)是真凶的概率应该在60%左右。换言之,他是真凶的可能性略高于他不是真凶的可能性。”而龙宗智教授也认为:“通过证据分析,我也具有与何教授相似的心证。”而我对本案复查听证所揭露出的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对本案王书金为真凶的概率评价,应是不低于60%。不管如何,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称,这个称可能因人而异,但无论何人,只要他是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将涉案全部证据放在他的良心天秤上,他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即,说王根本没有任何作案的可能性,打死他也不会相信。

    2.接下来须复查的就是聂案有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能排除聂不是真凶的现实可能性或合理怀疑。其复查要点是:

    其一,聂供证一致有无其他可能性,这主要要严格复查有无逼供、诱供、指证、对证等情况。

    其二,涉案报道称:“干警们巧妙运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聂树斌终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拦路强奸杀人的罪行。”此报道的作者之一是办案干警,将此内容结合当时当地的执法环境来考虑,就难免令人产生合理怀疑:警方对聂在一周之内进行了逼供、诱供和指证、对证,而这些天的口供又恰恰“丢失”,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使得控方无法以证据来排除这些非法取证的可能性。对此必须予以进一步查证。

    其三,辩方有证据证明当时承办律师告知聂母,聂被打而承认罪行,承办律师现予否认;辩方又有证据证明,聂同号被监管人员证明,聂被打,河北政法方则用监管人作证人,证明此被监管人并非与聂同号,河北政法方的这一证据能否具有根本排除辩方证据价值的证明效力。

    其四,涉案钥匙等细节,河北政法方在没有证据证明王案发后到过现场的情况下,能否依据其凭空推断就具有排除辩方主张的合理解释的效力。

    其五,办理王案的侦查人员证明,王在当时交代所涉本案时并不知道有聂案情况,那么其交代此案的动机与控方主张的争取立功有何合理性?

    3.最后就是要将聂案与王案证据作正确的综合评价,这是最关键的。河北政法方对聂案与王案也作了对照比较,认为聂作案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王,因此认为非此即彼,故认为定聂为凶手更为合理。但问题是刑事案件并非民事案件,可以优势证据作为二选一的证明标准,刑事案件定罪要求证据确实充分,必须排除其他现实可能性或合理怀疑,达到结论的唯一性。本案综合评价,应确定,如果不能排除王为本案凶手的现实可能性,就不能排除聂不是凶手的合理怀疑,本案对聂就只能作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疑从无的无罪处理。

 

    三、正确确定复查本案的证明标准,定罪标准不能降低,再审标准不能抬高

    (一)定罪标准不能降低

    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定罪的证明标准始终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存在聂案案发时证明标准低而现在证明标准高的问题。当时在立法上虽然没有对这一证明标准作进一步的界定,但理论与实务界对此是具有共识的,即要达到四个条件:(一)据以定案的每一证据都须查证属实;(二)案件事实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四)全案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将证据确实充分规定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罪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本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可见其第(三)项条件是对原法理解释的第(三)(四)项条件的合并界定。可见,这一规定只不过是对原学理解释的标准用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不是高于原证明标准。此外,两个基本的证明要求也并不能作为案发时证明标准较今为低的理由。因为正常理解基本事实就是涉及定罪量刑的事实,基本证据就是涉及定罪量刑的证据。一个案件作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就是要求在根本上保证定罪量刑上不出错误,而对死刑案件来说就更是要求保证真凶归案而决不错杀。即依据这一标准来复查聂案与依据现行刑诉法所规定的证明标准来复查聂案,其在所应坚持的标准上并无高低之分,并无二致之别。河北政法方认为当时证明标准较低,可以谅解当时在证据证明上的相关瑕疵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二)再审标准不能抬高

     我国提起再审的标准始终是规定为刑事裁判“确有错误”,对于事实认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以上应当确定为对聂案应否提起再审的证明标准。但应当明确,再审的证明标准是程序性的证明标准而不是实体性的证明标准,因而不能任意的加以抬高。

    (三)综合判断聂案:定罪未达到证明标准,而再审达到了证明标准

    综合判断聂案复查所揭示的全部证据,聂案对聂定罪并未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全案有相当的证据证明王书金有作案的很大可能性,聂案不足以排除王书金作案的合理怀疑,聂树斌虽也有作案的现实可能性,不管其可能性有多大,但全案却不能有效地排除聂树斌有因逼供、诱供而供述犯罪事实的合理怀疑、有重要疑点无法排除其并非作案凶手的可能性。因此综合全案证据可以得出结论:认定聂树斌为杀人凶手,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故原审判决认定聂树斌构成杀人犯罪,属于符合刑诉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项所规定的判决“确有错误”而应当提起再审的条件,故人民法院依法“应当重新审判。”

 

    四、正确分配聂案复查的证明责任:控方始终负有罪的举证责任,辩方负再审的立证责任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控方有罪认定的举证责任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即其解脱举证负担需达到的证明标准。举证责任在无例外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始终不存在转移的问题。唯有在裁判生效后,为保障生效判决的安定性,故为启动再审程序,设定了主张提起再审程序方,须负提供证据、证明生效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及证据运用“确有错误”以便证明符合提起再审的条件。但在证据法理上,这种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并非实质性的举证责任,而是形式性(程序性)的立证责任,即人民法院在复查中认定原审裁判未尽证明责任而“确有错误”,这只是启动再审程序的程序性认定。这一认定,对于再审启动后的再审裁判并无实质性的约束力。换言之,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诉,认定原判“确有错误”,但经再审却不一定认定原判确有错误,经再审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并不表明人民法院在裁判上自相矛盾。而且,一旦启动了再审程序,实质性的举证责任则始终归属于控方承担,而不因案件进入再审程序,举证责任就倒置由被告方承担。

    在聂案中,只要辩方提出证据证明本案王书金有作案的可能性,那么就证明了聂树斌有不是凶手的可能性,就证明了其有不是凶手的合理怀疑未能排除,就足以证明聂案控方举证未达到刑诉法第五十三条所规定的确实充分的条件,而符合刑诉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项的提起再审程序的立证标准,人民法院就“应当重新审判”。

 

    五、要高度重视聂案最初口供灭失与其强奸罪名不能成立的重要证据意义

    (一)关于口供灭失问题

    有观点认为:聂最初即使有“8份口供”灭失,即使其全部属于辩解,也不足以动摇河北政法方的证明体系,因而,无足轻重。这一观点显失偏颇。

    其一,若这些最初口供均属辩解,就足以证明全案供述与辩解相互矛盾,这就为控方提出了排出矛盾的举证责任。

    其二,这些辩解可为查证供述、辩解何为属实提供进一步的线索;

    其三,这些讯问笔录是侦查人员“政策攻心”、“巧妙运用证据”、“突审”的书面记载,从中我们就可以鉴别侦查中有无逼供、诱供、指证、对证等非法取证行为(例如审讯时间:从何时到何时,有无车轮战、疲劳战问题,是否有指供、诱供问题等等);

    其四,这些口供灭失通常不会是出于过失所为,而应当是出于故意所为,即侦查方认为这些口供对认定聂有罪不利,而故意不放到卷宗中,故意灭失之;而一旦放入卷宗,一并移送就不会灭失,但这会影响对聂按控方主张定罪量刑。故这些口供可能是对聂定罪很不利而对聂辩护很有利的证据,否则无足轻重何必冒违法违纪故意灭失证据材料的风险?

    其五,这些口供材料的灭失,是河北政法方在复查案件中主张无非法取证的软肋。由于其灭失,使河北政法方排除对于最初一周侦查中有非法审讯、取证问题,失去了任何可能。

    可见,仅据这些口供材料灭失,而这一周又是侦查方“突审”,使聂从无罪辩解到形成有罪供述的关键一周,这就足以令人形成对侦查方“突审”非法取证的合理怀疑,仅据此,就难以对聂定罪量刑,何况还是判处死刑呢。

    (二)关于强奸罪名不能成立问题

    综合全案证据,我也认为聂强奸罪名不能成立,因为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印证。问题是这不仅是对其强奸罪名不能成立的再审理由,而且更重要的还应是聂杀人罪名不能成立的再审理由。因为:

    其一,既然不能认定其为强奸,就不能认定其有强奸杀人的故意,聂未强奸被害人,为什么要把她杀死?这就毫无道理。

    其二,杀人动机的证据缺失,就使整个杀人证据链条脱扣,一环脱扣,就全部脱扣,就形不成杀人犯罪的闭合性的证据锁链,杀人罪名就不能成立。

    其三,聂未强奸,而却为什么承认强奸,而且始终不翻供;同理,聂未杀人,难道就不会因同样原因,而承认杀人,且始终不翻供?这就有力地动摇了河北政法方关于聂多次供认杀人,始终不翻供而证明供述具有的真实性的证明逻辑。

    所以综合而言,仅以聂强奸罪名不能成立,也可得出聂强奸杀人的事实认定,存在不实的重大可能性或合理怀疑。仅据此,也应对聂杀人案提起再审。

 

(作者:刘金友,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应用研究中心主任。)